八世紀中期南詔與吐蕃的結盟及其關系的發展

2019-04-25 09:28:58 民族研究   趙心愚

八世紀中期南詔與吐蕃的結盟及其關系的發展:以《南詔德化碑》相關記載為線索X3M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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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心愚,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X3M中國藏族網通

摘要】唐天寶十一年(752)正月一日,南詔與吐蕃在鄧川舉行冊詔儀式,雙方公開結盟。以鄧川冊詔為界,在737—751年和753—765年這總約三十年時間中,碑文對南詔、吐蕃雙方的往來及聯合軍事行動有較多而系統的記載。這三十年基本為八世紀的中期,是南詔與吐蕃關系發展中最重要的時期。根據《南詔德化碑》的相關記載并結合漢藏史籍材料,可對八世紀中期雙方的結盟及關系發展作較為全面的研究。比較碑文中不同時間段的相關記載,可以進一步認識這一時期雙方關系發展的原因、基本走向及態勢、影響等。分析碑文內容并結合漢藏史籍所記,還可以得出直到閣羅風逝世時,雙方關系仍處于較好狀態,結盟關系也依然得到維持的結論。X3M中國藏族網通

關鍵詞】 《南詔德化碑;八世紀中期;南詔;吐蕃X3M中國藏族網通

《南詔德化碑》是南詔時期的重要碑刻,唐樊綽《云南志》及《新唐書·南詔傳》、《資治通鑒》等史志的相關記載中都提及此碑,元郭松年《大理行記》則明確稱之為“德化碑”。由于此碑為南詔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不見于其他史籍記載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引起南詔史、云南地方史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方國瑜先生對《南詔德化碑》進行過全面的考證,他曾言:“此為云南最大碑,亦為歷史資料最富之碑。”并稱:“碑文所載,有文獻不足不能詳考者。”向達先生亦指出:“《南詔德化碑》是研究南詔歷史最重要的一篇文字。”西方學者也十分重視此碑的資料,著名學者沙畹(EdouardChavanns)和伯希和(PaulPelliot)都在相關的研究中,多次結合此碑記載對云南地理及南詔史中的一些問題作考證和分析。
《南詔德化碑》的材料涉及諸多方面,除政治、經濟、軍事及民族分布等外,還有與以上各方面相關的南詔與周圍各族及政權的關系,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南詔與吐蕃的關系。有學者在分析了此碑記載后說:《南詔德化碑》“記錄‘天寶戰爭’前后情況極為詳盡,其中反映南詔和吐蕃的關系多為文獻所不載”。此言是在與漢藏史籍文獻的相關記載作比較之后強調了此碑在南詔與吐蕃關系研究中的重要價值。筆者曾根據此碑材料對南詔告身制度進行了初步研究,已涉及雙方關系,現擬以碑文中相關記載為線索,結合相關漢藏史籍文獻的記載對八世紀中期南詔與吐蕃結盟及關系發展作一系統探討。X3M中國藏族網通

此碑相關內容可劃為兩大時間段。碑文明確記載,吐蕃于唐天寶十一年正月在鄧川冊封南詔閣羅鳳為“贊普鐘南國大詔”,南詔則因此而改元為“贊普鐘元年”。以上行動,標志著南詔吐蕃公開結盟以共同對付唐。在八世紀中期中國歷史和云南地方史及南詔與吐蕃關系史上,雙方公開結盟均是一重大事件。從碑文所記可知,《南詔德化碑》記事止于贊普鐘十四年(765),立碑時間應在次年,即公元766年。但細讀碑文可發現,此碑記事起于何時并不明確。不過,根據碑中“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河子,父子分師,兩殄兇丑,加右領軍衛大將軍”—語,可先結合史籍記載確定此戰的具體時間,然后再推記事大致起于何時。唐樊綽《云南志》中,有“開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閣羅鳳攻石和”的記載。蒙歸義,即皮羅閣,閣羅鳳之父,也就是前所引碑文中的“先詔”、“先王”。“開元年中”是何年呢?馮甦《滇考》稱:“開元二十五年皮羅閣與御史嚴正誨謀擊吐蕃,自統軍打石橋城,令子閣羅鳳攻石和子。”馮甦的看法可能是根據樊綽《云南志》卷5開元二十五年“逐河蠻”的記載提出的。碑文開始段文字未記史事,至記此戰之前,只有“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一語,這是閣羅鳳曾有的職銜。閣羅鳳為唐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時間由于史籍無明確記載,研究者看法不一。馬長壽先生認為在開元初甚至開元前,即公元713年或之前;方國瑜先生認為,唐授此職在皮羅閣封云南王時,即開元二十六年,738年。但從唐對南詔的大力扶持看,閣羅鳳被授此職時間應在此戰之前不久。由此可推知,此碑實際記事起于此戰或此戰之前不久,也就是737年前不久。明確了這幾個時間后,碑文所記相關內容可以752年公開結盟為界將737年至765年劃分為兩個時間段,此三十年基本為八世紀的中期,涉及南詔與吐蕃公開結盟之前十多年和公開結盟之后十多年雙方的關系。X3M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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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方公開結盟前的記載X3M中國藏族網通

相對而言,《南詔德化碑》碑文記南詔與吐蕃公開結盟前這一段總的文字比后一段的文字要略多一些,但涉及雙方關系的記載前者卻不如后者明確、詳細。從737年前不久到751年,碑文在這十多年的記載中明確提及吐蕃的僅有三處:一是在記唐越嶲都督張虔陀死和姚州城被攻占之前,列舉了張虔陀六大罪狀,其第一就是“吐蕃是漢積仇,遂與陰謀,擬共滅我”。據《舊唐書·南詔傳》和《資治通鑒》卷216的記載,閣羅鳳領兵攻陷唐姚州城及都督張虔陀死一戰發生在唐天寶九年,即公元750年。此處在這種情況下首次明確提及吐蕃。閣羅鳳兵圍及攻占姚州城及安寧城后,與唐王朝矛盾進一步激化,唐調兵討南詔。次年,唐軍將至,形勢嚴峻,閣羅鳳曾遣使謝罪。碑文記其使言。“往因張卿讒構,遂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眾相威,或以利相導。倘若蚌鷸交守,恐為漁父所擒……幸容自新廣言中的“贊普”,即當時在位的吐蕃贊普赤德祖贊。這是碑文在這一時間段中第二次明確提到吐蕃,時間是751年。碑文接著又記,閣羅鳳請求“幸容自新”遭唐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拒絕之后,南詔“即差首領楊利等于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人救”。這是碑文在這一時間段中第三次明確提到吐蕃,時間距南詔遣使謝罪不久,亦應是在751年。從三次明確記載的時間看,均在750年至751年這兩年中。南詔與吐蕃雙方的關系是否在此時才存在呢?更重要的是,碑文在之前的內容中是否就完全沒有這一關系的任何記載呢?仔細分析碑文在750年前的記載,可以認為其750年前的記載中也有與吐蕃相關的內容,可能只是出于某種考慮,碑文沒有明確提到吐蕃,不過與其他史籍對照便知碑文所記實際上與吐蕃有關。X3M中國藏族網通

前已談及,碑文載:“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丑。”之后,碑文又記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子嗣……二河既宅,五詔已平”。碑文中的這一段記的是南詔在控制爨地之前,逐河蠻、滅五詔及擊敗退保劍川之三浪勢力的軍事擴張行動。需要明確的是,南詔的這些擴張行動當時是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的,碑文中提到的“御史嚴正誨”和“中使王承訓”均為唐王朝派出的官員,這足以證明唐當時對南詔擴張勢力范圍所持的支持態度。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唐之所以如此支持南詔,是為了對抗南下滲入洱海地區并企圖控制這一地區的吐蕃勢力。根據新、舊《唐書》的記載,吐蕃勢力進入洱海地區后當地已出現一批親吐蕃的民族部落,這對唐經營云南十分不利。有學者研究后指出,“其時,河蠻已通吐蕃”,“諸詔皆通吐蕃”。因此,逐河蠻、滅五詔、破劍川,雖然看起來針對的只是親吐蕃部落,但實際上是打擊了南下的吐蕃勢力。所以,《舊唐書·南詔傳》對此的記載稱:南詔“并五詔,服群蠻,破吐蕃之眾兵”。《新唐書·南詔傳》中亦有南詔此時“遂破吐蕃”的記載。分析這些記載可知,南詔在擴張過程中除了主要打擊親吐蕃的部落勢力外,與南下的吐蕃軍隊也應有過沖突,只是這種直接沖突可能規模并不大。碑文雖然簡略,但很明確地記載了南詔當時的這些擴張勢力范圍的行動,盡管出于某種考慮不明確提及吐蕃,但事實上是與吐蕃有關的。因此,碑文在這一時間段的記載中,有關南詔擴張的記載實際上也涉及南詔與吐蕃關系。在逐河蠻,滅五詔之前,南詔是否也與吐蕃有關系呢?根據藏文史籍文獻的記載,雙方也應是有關系的,由于這已在碑文記敘的時間范圍之外,所以此處不專門作討論。X3M中國藏族網通

南詔與吐蕃公開結盟之前,唐與吐蕃已在洱海地區爭斗多時。相對弱小的南詔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小心翼翼地妥善處理與兩強的關系,最佳選擇是與兩強都保持某種形式的友好關系。與此同時,不論是唐王朝還是吐蕃,此時也竭力拉攏南詔;而唐與吐蕃在洱海地區的激烈爭奪事實上又為南詔與兩方都保持關系并發展自己提供了活動空間和條件。分析漢藏史籍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可以發現在唐大力扶持南詔之前,南詔與吐蕃暗中已是有友好往來的,唐大力扶持、支持南詔,實際上只是竭力在拉攏南詔,使之疏遠吐蕃。在這樣的形勢下,南詔在一段時期內借唐的支持對洱海地區的親吐蕃勢力展開了軍事行動,并與吐蕃也有過某種程度直接沖突,但雙方原巳有的友好關系仍然得到了維持。當控制了爨地之后,隨著勢力的膨脹,南詔與唐開始出現沖突,雙方矛盾漸激化,至天寶九年時矛盾已呈白熱化。為維護自身利益,此時的南詔在新形勢下又必然向吐蕃靠攏,借吐蕃之力以對抗唐,于是與吐蕃的關系便急劇升溫。這種大背景之下,碑文此時第一次明確提及吐蕃時稱“吐蕃是漢積仇,遂與陰謀,擬共滅我”應不是事實。從有關文獻記載和碑文所記分析,當時的情況當與之正好相反,是南詔與吐蕃合謀,爭取后者支持以對抗唐王朝。天寶十一年,兼領劍南節度使的楊國忠在進獻俘表中就曾言:“吐蕃與其潛謀。”應強調的是,楊國忠雖是752年上表言此事,但在唐的強大壓力下南詔與吐蕃合謀應在張虔陀死之前就已出現了。元人張道宗《記古滇說》中,就有南詔天寶“八年……兵亦練熟,結好吐蕃”的記載。天寶八年已“結好吐蕃”,其時間就在攻占姚州城之前了。如果張道宗之說因時間較晚還不能作為可靠依據,那么分析碑文也可發南詔早與吐蕃有往來,雙方關系事實上已非同一般。這是因為,此時閣羅鳳敢于置后方于不顧,在吐蕃駐兵浪穹的情況下仍調集大軍去合圍姚州并最后攻占,說明雙方當時巳不是一般合謀,而是已有對付唐的某種協定。同樣,吐蕃在南詔大軍出動之后并沒有趁機一舉奪取大和等城,也說明其與南詔有著共同的戰略協定。因此,之前碑文稱張虔陀與吐蕃“遂與陰謀,擬共滅我”顯然不是事實。作這樣的相反記載,可能是出于某種考慮,即表明閣羅鳳在道義上是不存在問題的,因為此碑是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內容不能與之有相悖之處。從敦煌古藏文寫卷材料看,應就在這兩年之內,閣羅鳳還親自到過吐蕃與贊普見過面但碑文亦未記載。究其原因,也可能如此。這一時段碑文第二、三次明確提到吐蕃時,表明雙方關系當時巳處于相互信任狀態,這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符,與之后形勢的發展也相一致。750年至751年,在唐王朝強大壓力之下南詔與吐蕃往來漸公開化,先是南詔敢于毫不掩飾地面對唐官員說吐蕃對其已采取的主動行動,以此向唐施壓;其后南詔又敢于遣使赴吐蕃營地請求其派兵相援,而吐蕃御史論若贊“通變察情”,也應其請求迅速出兵,與南詔合擊唐軍。這一時間段的碑文記載表明,在八世紀中期的前階段,盡管南詔與吐蕃還未公開結盟,但雙方關系事實上巳非常密切,為公開結盟奠定了基礎。X3M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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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方公開結盟X3M中國藏族網通

標志著南詔與吐蕃公開結盟的鄧川冊詔儀式是在唐天寶十一年正月一日舉行的。在舉行儀式之前,南詔與吐蕃已為儀式的舉行做了必要準備,盡管這些準備活動發生在751年末,但因是冊詔儀式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本文將碑文中有關記載仍應歸入公開結盟。南詔在吐蕃出兵支持下擊敗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所率唐軍后,即與將領“合謀”公開與吐蕃結盟。碑文載:“既而合謀曰:‘……親仁善鄰,國之寶。’”所謂親仁善鄰,就是與吐蕃公開結盟,目的是借吐蕃之力以對抗唐。做出決定之后,南詔便迅速著手準備。碑文載:“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資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分析這一記載,方國瑜先生認為南詔使者可能到了今西藏拉薩。南詔此時派出如此規模和級別的使團赍寶物赴吐蕃,應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獻凱”,而是代表閣羅鳳去表明與吐蕃公開結盟的愿望。吐蕃從戰略上考慮,對此反應非常積極。碑文又載:“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勛效,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床、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鞍等,賜為兄弟之國。”所謂“賜為兄弟之國”,即吐蕃已同意南詔的公開結盟請求,進一步密切雙方關系。“兄弟之國”與碑文之后所記的“贊普鐘”一致。“鐘”即藏語gcung,“弟”之意,“贊普鐘”,即贊普之弟。這些準備完成之后,鄧川冊詔儀式便可正式舉行了。X3M中國藏族網通

鄧川冊詔是南詔與吐蕃關系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雙方關系由此實現極大提升,對唐蕃戰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碑文對這一儀式的記載是:“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于鄧川冊詔為贊普鐘南國大詔,授長男鳳伽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鐘元年。”這一段碑文內容雖不多,但對這一歷史事件作了非常明確的記載,可補漢藏史籍有關記載之不足,因而非常有價值。細讀這一材料,可以發現鄧川冊詔儀式具有這樣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一,南詔與吐蕃都高度重視鄧川冊詔儀式,儀式不僅規模大,而且級別高。碑文記載,南詔方閣羅鳳及其長子鳳伽異皆參加了這一儀式,南詔的文武高官也有不少參加了這一重大活動;吐蕃方出席者以贊普派出的代表宰相倚祥葉樂為首,具體的人員情況雖缺乏記載,但以其為首,使團中也應有不少文武高官。此處碑文中所言的“吐蕃宰相”,當為《新唐書·吐蕃傳》中所記的“吐蕃大相”,即藏語blmiche的意譯。“大相”為吐蕃百官之長。其二,吐蕃方在這一公開的隆重儀式上正式冊封閣羅鳳,南詔方也公開接受冊封,雙方以這一儀式宣告了公開結盟。實際上,雙方也是以此向唐展示結盟力量,向唐施壓。其三,碑文此處稱,“山河約誓,永固維城”,說明在此冊封儀式上,雙方還舉行了盟誓。盟誓是結盟雙方按一定禮儀在商定的地點舉行的表達承諾的一種活動。從文獻記載看,盟誓制度是吐蕃的古老制度之一。但此次盟誓是哪一方率先提出的呢?從當時的形勢和南詔、吐蕃雙方實力對比來分析,當為南詔提出,閣羅鳳以此實現借吐蕃頂住唐的壓力;從吐蕃與周圍各部落、政權多盟誓的記載看,當然也有可能是吐蕃提出,以此拉攏南詔。根據碑文所載,雙方盟誓時,南詔為表其心,改元為“贊普鐘元年”,以此表明不再奉唐正朔,這也是南詔與唐決裂的公開姿態之一。鄧川冊詔儀式于唐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舉行,改元之后天寶十一載即為贊普鐘元年。碑文在鄧川冊詔后,即記贊普鐘二年(公元753年)事,贊普鐘元年正月之后再無記載,這一年南詔、吐蕃與唐之間再無戰爭嗎?事實可能并非如此。從大的形勢來分析,唐在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軍攻南詔行動失敗后,必不會因此而輕易放棄。事實上從之后的碑文記載來看,唐也在積極集結力量,擬采取新的行動。《資治通鑒》天寶十一載六月條中,有“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的記載。《通鑒考異》:“《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破吐蕃于云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獻俘于朝、《唐歷》:‘國忠上言破吐蕃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同書天寶十一載十月條又載:“……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比至屬,上遣中使召還。”《資治通鑒》這兩條材料記載了天寶十一載六月南詔與吐蕃聯兵攻唐和十月南詔寇邊,兩事均為《南詔德化碑》所不載。《資治通鑒》天寶十一載這兩事的記載是否可信呢?這需要進一步比較分析。《冊府元龜》中,有楊國忠天寶十一載破吐蕃云南救兵即吐蕃南詔聯兵和唐反擊的記載。新、舊《唐書·南詔傳》中,記閣羅鳳北臣吐蕃后即記天寶十二載事,對兩事均無記載。《舊唐書·楊國忠傳》中,記鮮于仲通敗后“國忠掩其敗狀”,李宓死于陣后“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兩次隱其敗皆系于天寶十一載之前。此傳天寶十一載記載明確稱:“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這一記載,與《資治通鑒》“南詔數寇邊”的記載一致。《新唐書·玄宗本紀》載:“天寶十一載六月壬午……楊國忠敗吐蕃于云南。”《新唐書·吐蕃傳》在天寶十載與十二載記載之間則稱:“是時,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眾六萬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王忠先生分析這一條材料后認為,所謂聯兵攻瀘南,即《資治通鑒》天寶十一載六月條所記之事。王吉林先生在其著作中也對這一條材料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此記載“明言楊國忠妄言”,即天寶十一載南詔與吐蕃聯兵攻唐事不可信。并且認為,此年“唐軍未能有所行動”,即唐軍此年也沒有在云南反擊南詔、吐蕃。方國瑜先生在分析了這條材料及《資治通鑒》天寶十一年六月條、《全唐文》卷346所載楊國忠《破吐蕃獻俘表》后認為,“這是在川西吐蕃戰事,與瀘南閣羅鳳戰事牽涉為一,以掩蓋鮮于仲通的失敗”。很明顯,方國瑜先生的看法與王吉林先生相反,他認為《資治通鑒》天寶十一載六月條的記載是事實,只是這一戰事主要發生在川西,楊國忠的問題是將其與發生在云南的戰事混在了一起以掩鮮于仲通之敗。分析史籍記載和各位學者的看法,可以認為在鄧川冊詔后,南詔于天寶十一載正月之后在洱海地區之外對唐應是有軍事行動的,吐蕃此時在川西一些地區對唐也應是有進攻的,而且雙方結盟后的行動也是相互配合的,《資治通鑒》的相關記載不能完全否定。當然,其事可能有夸大,也當存在方國瑜先生所說的問題,但不能因此而將其完全視為妄言。《南詔德化碑》對天寶十一載正月公開結盟之后發生的事不作記載,可能有的是規模太小,有的則是因為在對唐的進攻中并未得手。這種不作記載,并不是疏漏,實際上與此碑歌頌閣羅鳳的主要目的是一致的。X3M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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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方公開結盟后的記載X3M中國藏族網通

南詔與吐蕃公開結盟后,唐王朝不僅在今云南地區,而且在唐蕃戰場的整個南線都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要扭轉這種不利局面,唐首先需要恢復姚州這個重要的戰略支撐點。為此,唐采取了一些行動,但已與吐蕃結盟的南詔決不讓唐實現其戰略意圖。碑文在記鄧川冊詔后載:贊普鐘“二年(唐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州,以將軍賈灌為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為后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川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璀面縛,士卒全驅”。此處提到的“內使賈奇俊”,碑文在此之前記張虔陀事件時已見記載,稱之為“中使賈奇俊”,此人當時上奏南詔“將叛”。《南詔德化碑》記此事時稱:“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在南詔人看來,賈奇俊與張虔陀一樣是仇視南詔的人。此處碑文在“又差大軍將洪光乘”后有一“等”字,王忠先生疑“等”字本為“與”字。筆者認為,也可能是“等”宇之后脫一“與”字,因碑文在此處之前,已有“差某某等”的表述。再置姚州事不見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等史籍記載,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一段記載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的形勢和南詔、吐蕃關系在繼續發展。從此記載看,唐并未放棄對云南的經營,但南詔與吐蕃的結盟已使唐出兵十分慎重,或此時唐在當地的兵力有限,只能以再置姚州先作試探。同時,材料也表明,當年南詔在攻破姚州之后也未派兵駐守,所以唐很快得以再置。重要的是碑文這一記載還說明,面對唐對姚州的重新控制,南詔與吐蕃及時共商了對策,協調了行動,所以南詔一邊迅速派軍隊斷唐姚州駐軍糧道,使之未戰先亂;一邊又及時派軍隊與吐蕃軍隊合圍姚州,針鋒相對展開進攻。在南詔與吐蕃聯軍的打擊下,糧道已斷的唐軍無心戀戰,姚州城很快又被攻破,都督賈璀也被活捉。重置姚州的失敗,使唐在南線改變被動的這一努力受挫,如無此碑記載,我們不可能知道此戰的發生及結局碑文對此戰的簡要記述,反映出在公開結盟之后南詔與吐蕃關系得到深化,在軍事行動上已出現高度一致性。X3M中國藏族網通

再置姚州失敗后,盡管當時的地區形勢對唐顯然不利,但唐仍再次出動大軍深人洱海地區打擊南詔。唐在此時采取這一行動,表面上看是不能容忍南詔背唐,但更可能是急于要改變南線的被動局面。不過,此行動顯然誤判了當時的形勢。碑文載:贊普鐘“三年(唐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漢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便薩道懸遜,總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這一段記載,盡管沒有記唐軍人數,但仍可看出唐軍兵分兩路,水陸并進,聲勢浩大。面對進攻,碑文記南詔與吐蕃的對策是:“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尸遍毗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鄧川。時神川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躪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沖。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尸壅水,三軍潰魁,元帥沉江。”此處提到的“李宓”,碑文在記諸爨事時數次提及,稱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根據此碑這一段記載,可知李宓在水路已受阻的不利形勢下,仍孤軍深入“進逼鄧川”,因而被早有準備的南詔、吐蕃軍隊夾擊,以慘敗結束這次軍事行動。此戰其他史籍中雖有記載,但不如此碑詳細。《新唐書·南詔傳》載:“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舊唐書·南詔傳》的記載與之大致相同。只是“疫死”稱之為“瘴死”。兩書《南詔傳》的有關記載都沒有明確記此戰時間,而兩書的《玄宗本紀》中皆記為“天寶十三載六月”。相對而言,對此戰記載較為詳細的是《資治通鑒》卷217,其記載為:天寶十三載,“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后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治通鑒》中還有天寶十二載夏五月“壬辰,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的記載。何履光所率之軍當主要即碑文中所記的“安南子弟”,但時間卻早了一年。方國瑜先生分析后認為:十二載應為十三載之誤,“蓋李宓出兵,命何履光策應,可能是何履光還沒有到西洱海,李宓已遭失敗,退回,逗留在安寧”。方國瑜先生顯然是根據碑文記載提出這一看法的。分析《資治通鑒》及碑文記載,也極有可能是何履光所率軍隊作為牽制力量,雖然天寶十二載夏五月已得令出征,但深人到南詔控制區卻是在次年六月或之前不久,所以碑文中將其與李宓軍記在一起。將碑文對此戰的記載與各史籍記載作一比較,還可發現一應指出的問題,即碑文明確記載了吐蕃軍隊參戰。分析碑文記載,論綺里徐親自率吐蕃軍攻擊,與南詔軍“內外相應”,是李宓兵敗的主要原因。《資治通鑒》等史籍對吐蕃出兵參戰沒有做任何記載,可能是唐人當時對此的確不知,也有可能是唐邊吏隱而不報。X3M中國藏族網通

細讀碑文可發現,《南詔德化碑》中沒有贊普鐘四年的任何記載,這當與南詔、吐蕃、唐三方當時的具體情況有關。作為南詔,在贊普鐘三年的大戰之后,面臨唐的巨大壓力,需要一定時間做好再戰的準備,因此當與唐無軍事接觸。根據藏文文獻記載,吐蕃王朝內部在前一年發生了贊普赤德祖贊被大臣謀殺的重大事件。此事件發生之后,吐蕃內部需要一定時間處理這場政治危機,王子赤松德贊需要打擊反叛者,穩定局勢并確立自己的統治。這種情況之下,吐蕃在洱海地區也不會對唐主動進攻。南詔與吐蕃公開結盟后,一直企圖扭轉被動局面的唐王朝在李宓軍大敗之后,由于朝政紊亂,割據勢力發展,此時已處于安史之亂的前夜,也無力再派大軍深入云南對南詔展開進攻。正是由于這樣的具體情況,所以碑文中對這一年沒有任何記載。X3M中國藏族網通

唐天寶十四年冬,也就是南詔贊普鐘四年冬,安祿山發動叛亂,叛軍從范陽向南進軍,唐河北、河南各地先后陷入混亂。次年,安祿山稱帝,叛軍進入長安,唐玄宗倉皇逃往劍南。唐朝內亂給南詔與吐蕃都帶來難得的機遇,從此南詔、吐蕃在南線對唐又展開戰略進攻。碑文載:贊普鐘“五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恙結赍敕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為美也。’詔恭承上命,即遣大將軍(應為軍將,本文作者注)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于)[子]蕃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嶲。詔親帥太子藩圍逼會同。越嶲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谷”。此段碑文中的越嶲、會同,即今四川西昌、會理;昆明,即今四川鹽源。分析碑文所記,昆明當在此之前已為吐蕃控制。這些地區,本為唐的統治區域,也是唐經營云南的重要戰略支撐地區。此戰新、舊《唐書·南詔傳》雖有記載,但十分簡略,時間也不明確,只有《資治通鑒》的記載中,稱南詔“陷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是在至德元年九月。不過,《資治通鑒》與新、舊《唐書·南詔傳》一樣,有關記載中都未提及吐蕃參與此戰。《新唐書·吐蕃傳》中,有吐蕃“至德初,取嶲州……諸城”的記載。胡三省注《資治通鑒》至德元年九月條相關記載下引《通鑒考異》稱:“《唐歷》,是月吐蕃陷嶲州。《新傳》,是歲閣羅鳳乘釁取嶲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嶲州也。”所言《新傳》,即《新唐書·南詔傳》。盡管《通鑒考異》作者可能并未看到《南詔德化碑》的記載,但其結論是正確的,新、舊《唐書·南詔傳》及《資治通鑒》在其記載中不提吐蕃參與此戰顯然是一漏記。分析此段碑文,可知南詔與吐蕃對唐內亂情況的了解和掌握,也可看到南詔與吐蕃在公開結盟之后閣羅鳳是完全聽命于吐蕃的,碑文中“詔恭承上命”一語,明確了南詔與吐蕃的這種關系和閣羅鳳對吐蕃贊普所持的態度。碑文所記表明,吐蕃不但發起組織了此戰,而且派出官員指揮并率領精兵參戰,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均出現在戰場上,這表明赤松德贊贊普即位后,吐蕃仍高度重視與南詔的同盟,并著力加強在南線與唐爭奪。從這段碑文也可看到,接到赤松德贊敕書之后,閣羅鳳不僅迅速派出數位大軍將和清平官率軍隊配合吐蕃軍進攻越嶲,而且親自率領太子藩圍會同,這反映了結盟之后南詔在戰略上配合了吐蕃在唐蕃戰場南線上的行動。X3M中國藏族網通

越嶲、會同及昆明也是西川地區的前沿,丟掉這些地方,唐更為被動,不僅難以再圖云南,而且西川也將直接面臨南詔與吐蕃的聯合進攻。因此,唐在越嶲、會同失敗后,很快又不得不采取了新的行動。碑文載:贊普鐘“六年(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漢復置越嶲,以楊廷琎為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今更置越嶲,作爰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伽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人。越嶲再掃,臺登滌除,都督再擒,兵士盡擄。于是揚兵邛都,而漢將大奔;回施昆明,傾城稽顙”。將這一段碑文與上一年碑文的記載結合起來分析,可以認為南詔與吐蕃在公元756年攻破越嶲及逼降會同之后,并沒有派兵駐守,主要行動是掠走這兩地的人口和財物,所以唐次年在未見沖突記載的情況下“復置越嶲”,“兼固臺登”。唐這一行動的目的,是在奪姚州無望的情況下,通過再置嶲州,鞏固北面的臺登,這樣既可一定程度緩減壓力,擺脫被動,保住西川屏障,又可待時機進而圖昆明,再尋找機會奪姚州,以完成對經營云南的戰略準備。從此段碑文記載看,赤松德贊對唐蕃南線戰場仍高度重視,掌握唐軍動向之后即派出使者,令南詔迅速出兵,再次攻占越嶲并奪取唐在這一地區的另一戰略據點臺登。閣羅鳳在接到贊普敕令之后,“既舉奉明旨”,迅速行動。可見,此時雙方關系十分緊密,行動一致,結盟雙方仍是吐蕃贊普主導。從贊普的具體要求和碑文“回旆昆明”語來看,這一次行動仍是南詔與吐蕃合兵展開的進攻。結合漢藏史籍的相關記載,可證實這一點。分析當時的形勢,贊普應不只是派出使者傳令,同時派出軍隊與南詔軍隊共同作戰是情理之中的事。此段碑文中,有“揚兵邛都,而漢將大奔”語,概括地記述了此戰之后唐在嶲州地區的勢力已被清除,這一地區被南詔與吐蕃完全控制。這一事實同時表明,自冊詔以來,南詔與吐蕃的關系發展良好,雙方在唐蕃戰場南線合兵攻唐,統一指揮,協調行動,使唐在戰略上完全處于被動局面。X3M中國藏族網通

南詔與吐蕃奪取嶲州一事在漢藏史籍與文獻中也有記載,但與碑文所記略有出入。《舊唐書·南詔傳》載:“會安祿山反,閣羅鳳乘釁攻陷嶲州及會同軍。”《新唐書·南詔傳》記此事與《舊唐書》所記基本相同。前已言及,兩書《南詔傳》的記載均沒有明確時間,也沒有提及吐蕃。《資治通鑒》卷218至德元載九月條記南詔乘亂陷嶲州、會同軍,明確了此事時間,但也沒有提到吐蕃。對照碑文可知,完全不提吐蕃顯然是漏記。《新唐書·肅宗本紀》載:“至德元載,……是歲,吐蕃陷嶲州。”《新唐書·吐蕃傳》中,有吐蕃“至德初,取嶲州……諸城”記載。《新唐書·地理志》亦載:“嶲州……至德二載,沒吐蕃。”這幾條材料又完全不提南詔,對照碑文可知亦為漏記。除肯定是南詔與吐蕃合兵攻占嶲州外,對照碑文還可看出,其他史籍記載中唐失嶲州的時間只有《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最為準確,其他幾處記載或語焉不詳,或僅記南詔與吐蕃第一次進攻嶲州的時間,并將此時間誤為嶲州最后落于南詔吐蕃之手的時間了。除漢文史籍外,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P.T.1288卷中,對合兵奪嶲州一事亦有一條材料。這一材料中所記時間及戰爭與碑文和其他史籍所記合,提到的論泣藏、尚息東贊,是否即碑文中所記同伐越嶲的倚祥葉樂、尚檢贊,從現在所知的材料來看尚難考,但P.T.1288卷的這一記載亦證實奪取嶲州之戰是南詔與吐蕃合兵進行的,因而碑文的有關記載比其他史籍記載詳細。此卷這一記載將奪取嶲州系于公元756年,應僅指碑文所記的第一次攻占嶲州及會同軍的行動,次年的再奪越嶲及取臺登,此卷未作任何記載,可能與戰爭規模小于第一次有關,當然也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分析碑文及其他史籍記載,與第一次奪嶲州、取會同之后不同,南詔與吐蕃在公元757年再奪嶲州、取臺登之后,在嶲州、臺登、會同一帶駐有軍隊據守,控制了大渡河以南地區,西川因此直接面臨南詔、吐蕃的聯合進攻。方國瑜先生分析了此碑碑文和史籍記載后認為,公元757年后,南詔與吐蕃“得大渡河以南之地,南詔占嶲州南部,吐蕃占嶲州北部”,至貞元十年,南詔勢力才至大渡河邊。方國瑜先生所言甚是。需要補充的是,這一時期南詔與吐蕃雖然分別占領嶲州南北部,但結盟雙方的軍隊因對唐作戰是可通行于對方在嶲州的控制區的。《新唐書·突厥傳》載:“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唐廣德年共兩年,即公元763年、764年,“廣德、建中間”,應包括《南詔德化碑》公元766年立碑前幾年。757年南詔、吐蕃完全控制嶲州后,再繼續合兵進攻唐西川是事實,但有關軍事行動碑文未載。據《新唐書》這一記載,南詔出兵配合吐蕃攻西川必經嶲州北部吐蕃控制區域,這就證明盡管分別控制嶲州南北部,但結盟雙方軍隊因戰爭是可通行于對方在這一帶控制區的,也證明此時期雙方是相互信任的。也可能正是因為這一時期南詔多次從嶲州北部出兵配合吐蕃攻西川,唐人才以為南詔已占據大渡河南地,《新唐書·南詔傳》及《資治通鑒》卷218至德元年九月條也才留下了南詔“據清溪關”的記載。X3M中國藏族網通

盡管《南詔德化碑》在鄧川冊詔(公元752年)之后,從753年至碑文記事止(公元765年)這一段時間的后半段(公元758年一765年)未再提到南詔與吐蕃的往來或與吐蕃的聯合行動,但從《新唐書·突厥傳》記載和碑文之后所記來看,結盟關系在立碑之時應非常緊密,雙方關系顯然繼續得到了發展。這是因為,如果雙方關系已轉為冷淡,就不可能常合兵攻唐;如果雙方此時矛盾激化,閣羅鳳就不可能集中兵力去征服尋傳、祁鮮、裸形等地區并鞏固其東部地區。X3M中國藏族網通

在碑文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足以說明作碑立碑之時南詔與吐蕃相互支持,關系非常密切的材料。碑文在結束處稱:“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記,后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在其后的贊詞中亦稱:“德以建功,是為不朽;石以刊銘,可以長久。”分析這些內容,可知立碑的目的是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在當時南詔群臣心中,閣羅鳳的功德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從碑文內容看,主要是背唐投蕃而非其他。在當時的南詔人看來,正是因為閣羅鳳決定與吐蕃結盟才有了吐蕃的強力支持,南詔也才頂住了唐的強大壓力得以發展。所以碑文中稱:“豈惟我鐘王之自致,實賴我圣神天帝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載。”贊詞中亦稱:“明明贊普,揚天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從碑文對閣羅鳳功德的肯定和對吐蕃贊普的稱頌中,還可知作碑立碑之時雙方關系非常友好。分析碑文所記還可以認為,雙方為了密切關系,結盟之后已正式建立了使節往來、協同作戰、分兵駐守等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既使南詔、吐蕃結盟關系在八世紀中期后半段日益得到鞏固,又增強了雙方統一防御和攻擊唐的能力,使唐在南線一度陷于被動。X3M中國藏族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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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X3M中國藏族網通

通過以上對碑文前后兩個時間段記載的分析與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結盟的發展由吐蕃主導,南詔在結盟后已將自己置于臣屬的地位。雙方公開結盟之后,南詔與吐蕃相互支持,配合行動,贊普直接組織對唐進攻,閣羅鳳亦領兵參戰,關系由此得到深化發展。同時,這一結盟的出現,使唐在南線由主動轉為被動,由進攻轉為防御,并影響了整個唐蕃戰場。這是碑文所記近三十年里南詔閣羅鳳與吐蕃赤德祖贊、赤松德贊兩位贊普在位時雙方關系發展基本走向與態勢、影響。X3M中國藏族網通

從《南詔德化碑》碑文內容及贊詞中一些語句看,可以肯定,作碑之時南詔與吐蕃的結盟關系應是鞏固的,而刻有這樣內容的碑能順利立于次年也說明立碑之時雙方關系仍處于較好狀態。分析漢藏史籍中的有限記載,這種狀態在八世紀中期及之后應還持續了一段時間。X3M中國藏族網通

前面的分析與比較多強調了《南詔德化碑》所記材料的價值。在南詔與吐蕃關系研究中,由于此碑的資料可補漢藏史籍記載之不足,因而其價值必須高度重視。但與此同時,對碑文中存在的不足與問題也必須注意。首先,前已談及,在公開結盟之前,南詔在擴張過程中的一些行動實際上與南下進人洱海地區的吐蕃有關。在唐的大力支持下,南詔此時擊敗了洱海地區其他勢力,其中包括親吐蕃的勢力。在這一過程中,南詔實際上也應與南下的吐蕃軍隊發生過直接的但應是一定范圍內的沖突。由于碑為歌功頌德之碑,而閣羅鳳之功又主要與吐蕃結盟有關,所以碑文敘述南詔發展過程時不明確提及吐蕃。因此,如果僅從碑文看,似乎在750年之前南詔與吐蕃沒有任何的關系與沖突。結合藏文史籍記載,可知閣羅鳳在雙方公開結盟之前曾親赴吐蕃,而在雙方結盟之后帶頭主張作碑立碑的南詔清平官段忠國也到過吐蕃晉見贊普。對于這些有關南詔與吐蕃關系中的大事件,碑文均不作任何記載,其原因可能是受碑文篇幅所限,但更可能是出于某種考慮有意回避,不太可能是漏記。其次,分析《新唐書·南詔傳》中的《異牟尋帛書》及樊綽《云南志》卷十中的《趙昌奏狀》,可知南詔與吐蕃結盟之后仍存在著一些矛盾,尤其是前者,對雙方的矛盾講得非常清楚,有的矛盾從異牟尋所言看還非常尖銳,但這些矛盾在碑文中也不見任何記載,其原因當然應是與雙方當時友好結盟的大氛圍不合,也與此碑立碑的目的相悖。由于碑文內容存在這樣的問題與不足,碑文所記南詔攻姚州前列出的張虔陀第一條罪狀就頗值得懷疑。碑文類似的記載應還有,有意回避的和漏記的也應有不少。因此,在探討八世紀中期南詔吐蕃的結盟及關系發展時,我們既要重視碑文中的材料,以碑文相關記載為主要線索,但又必須對比漢藏史籍中的相關記載,并加以考證、辨析,對雙方關系進行全面分析,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X3M中國藏族網通

文章來源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釋從略。X3M中國藏族網通

編輯:仁增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