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敬畏 面向自然:訪我省作家古岳

2019-06-06 09:22:19 青海日報   王麗一

記者:能與您長期在一個單位共事,我深感榮幸。無論是在新聞寫作還是文學創作領域,你都為我們樹立了榜樣。20世紀90年代初期,你就開始了對青海生態環境的關注與思考,你曾用10多年的時間苦心經營綠色專欄《家園守望者》,并創辦了綠色專頁《綠色地平線》。這個專欄和專頁不僅是青海日報創辦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綠色生態專欄、專頁,也是國內省一級的地方報紙創辦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綠色生態專欄、專頁之一。記得當時你為青海日報撰寫了不少有關生態的新聞作品,比如索南達杰、尕布龍等典型人物的報道,就是你率先采寫完成的。這些人物報道既體現了你敏感的生態意識和危機意識,也脫離了以往高大上的宣傳模式。看得出來,你在文章中總是努力挖掘并還原人物身上更人性化、日常化的東西,用細節抓人,語言很優美,人物形象也都比較豐滿,讀來非常感人。你所了解和掌握的關于這些人物的資料、信息,如今仍然被人一用再用。應該說,那個時候,人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如現在。在那樣一種時代背景下,是什么觸發了您對生態問題的深切關注和持續追蹤?GUY中國藏族網通

古岳:難得你還記得這些。不過,這個話題說來有點復雜,從根源上看,對我個人而言,它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不幸,一層意思是幸運。這兩層意思是相互矛盾的。不幸的是,作為一個自然的人或生命,我正好生活在一個自然萬物沉淪的時代——歷史地看,自然萬物從未面臨過這樣的災難;幸運的是,作為一個記者,我不僅見證了這個時代,而且記錄了這個時代。因為在一線采訪,有很多年,我幾乎每天都在人與自然關系急劇惡化的現場。還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關注生態環境,重新思考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問題。客觀地講,這是這個偉大時代的必然選擇,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感受到了我們為這次艱難抉擇所付出的沉重代價。而記者不僅是時代變遷的記錄者,也是公眾良知的守護者,對此,我也不能漠然視之。如果說,我所有的努力還有一點意義,或者說,我與別的同行有一點區別的話,那就是持續地關注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必須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想必,那就是家國情懷。生態環境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所以,我關注三江源乃至整個青藏高原和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持續了三十余年。如果此前的30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這件事就是,呼喚全社會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這一意識也貫穿我所有的新聞實踐和文學寫作。
在我看來,人生當中起作用的東西盡管很多,但歸根結底,真正決定你對大千世界所秉持態度的可能正是那些看似平常瑣碎、實則意義重大的人生經歷,比如民族習俗、家庭生活的細節以及身邊長輩親人日常的行為準則。那是一種自覺的約束,如不受其約束,你將成為異類。我因為生長于山野鄉村,從小就熟悉很多動植物,我放過羊,采過藥,種過莊稼,嘗過野果子……有了這樣的經歷,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就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是順理成章的事。所謂生態環境,其實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的另一種說法。
記者:難怪2001年你就獲得了“地球獎”。你曾經說過:一個記者的責任和使命就是記錄。那么,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的責任和使命該是什么?對一個持續關注生態,盡情書寫自然的作家來說,責任和使命又是什么?GUY中國藏族網通

古岳:記者和作家的責任和使命很多時候是重疊的,并不矛盾,如果有所區別,記者的記錄受采訪對象、新聞事實以及時間地點的限制,新聞稿件里你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信馬由韁,而文學作品則不然。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的創作有著更大的自由度,可以縱橫開闔。也不受題材、體裁的限制,即使生活在青海這樣一個地方,也可以關注更宏大的主題。我個人認為,對人類命運和社會重大問題的深入思考便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的責任和使命。思考地球萬物的命運,并將你的發現告訴讀者,是一個自然書寫者的責任和使命。GUY中國藏族網通

記者:看來雙重身份讓你獲益良多。但兩種角色對作品卻有完全不同的影響。你在記者身份下的作品似乎更多一些批判精神,比如你的早期作品《誰為人類懺悔》和《寫給三江源的情書》等,對青海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吶喊和呼吁。而作為作家,你近年來的作品雖然也表現出深沉的憂患意識,但卻充滿悲憫之心,體現出濃厚的人文情懷,滲透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與重構,寫作顯得更為沉靜,也更有深度和厚度了。這是年齡的關系,還是經歷使然?你說過,你是自然的書寫者,回顧以往的創作之路,你認為自然書寫有什么特點?你對自己的創作現狀滿意嗎?
古岳:雖然都是寫作,但新聞寫作和文學創作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它們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分。如果把控得當,并能很好地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新聞采寫與文學創作完全可以相得益彰。不過,正如你所說,你在我作品中看到的“批判精神”,說得難聽點,那也許就是還未剔除干凈的“新聞”痕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可能從未進入過純粹的文學創作狀態,至少在很多時候是這樣。所以,以文學藝術的標準衡量,我對自己的作品并不完全滿意。但就一種寫作狀態和創作過程而言,我還是滿意的。可能是受新聞職業的影響,我總是想在字里行間都體現一種責任和使命,覺得把話不說徹底了,不說透徹了,不足以顯示文字的力量,其教化的意義大于文學的意義。于文學而言,它無異于缺陷。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我是一個記者,偶爾也會稱之為作家。很多時候,自己都感覺,我好像不是在創作,而是在耕作,為此,我可能會忽略一粒種子發芽后會長成什么樣子、開出的花朵會不會好看,而更注重于它結出的果實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很多時候,我還認為,一定得有人說這樣的話,也一定得做出這樣的表達。它與文字無關,與敘事無關,與文學藝術也無關,它關乎自然萬物的安危。于是,自己也心安。我喜歡一位朋友在一個自然網站上寫的一句話,他說,心不動是佛心,世界不動是自然。可現在的世界動得太多了。
記者:這正體現了你的責任和擔當。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青海是一個生態大省,在生態文學創作方面可以說具有先天的優勢。你覺得,我省的生態寫作情況如何?全國的生態文學創作呢?在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成為時代共識的今天,生態文學的意義何在?作用如何?你認為未來生態文學將如何發展?為了它的更大發展,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樣的努力?GUY中國藏族網通

古岳:我對青海或全國生態文學(或自然文學)的現狀沒有研究,從我有限的閱讀來看,現代意義上的自然文學寫作,在中國也是近一二十年才有的事,青海也一樣。而早在十九世紀,歐美以及俄羅斯等地,都曾涌現了大批杰出的自然文學作家,為什么中國沒有這樣的作家?我覺得,這跟我們國家現代環保意識形成較晚有關。在我們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真正成為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也是近幾十年的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自然文學的發展歷史不長,成就也不是特別顯著,至少還沒出現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自然文學作品。但從近幾十年的發展態勢看,還是出現了不少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品。至于青海自然文學的現狀,大致上與青海文學創作現狀是相一致的,青海跟全國很多地方比還有差距,我自己感覺,青海自然文學創作與全國的差距可能要小一點。就像青海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并不是走在全國的后面一樣,生態文學或自然文學也是這樣一個狀況。
生態文學的意義在于它會讓我們更好地認識大自然,進而遵循自然規律,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未來生態文學將如何發展?這要看未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會處理得怎么樣。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自然書寫者正在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這樣的大時代也一定會有配得上它的大作品。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國家的發展戰略,也肯定是未來世界的發展主題,由此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然開啟。從青海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所占據的重要生態地位看,青海也理應能創作出與之相匹配的生態文學作品。但那會是一些什么樣的作品?我說不上。它會在什么時候出現?我也說不上。也許是很久以后,也許不會那么久——幾年之后,會出現一些令全國讀者刮目相看的作品也是有可能的。
記者:正如你剛才所說的那樣,青海生態文學創作與全國的差距可能要小一點。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我省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自然、關注生態寫作的作家,他們中的個別人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創作實績,他們的一些生態文學作品也得以在國家重點文學期刊上發表并引發關注。這是鼓舞人心的一件事。
作為我省生態文學的領軍人物,你在2008年出版發行的《誰為人類懺悔》,當時就有評論認為這是當代中國生態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近幾年創作的《生靈密碼》《巴顏喀拉的眾生——藏地的果洛樣本》《雪山碉樓海棠花——班瑪紀行》等,更是引起業界極大的關注和熱烈的反響。聽說五月份《中國作家》雜志社要在北京為你召開作品研討會,你能具體談談這個事嗎?GUY中國藏族網通

古岳:其實,直到現在,《誰為人類懺悔》依然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不僅是一個時代的記錄和思考,也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一次宏觀審視。書中寫到的有些事的確發生了變化,局部而言甚至是積極的變化,但是,總體而言,全球性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大趨勢并未根本改變,憂患與危機依然存在。至于體會,我只想說,這是一種嚴肅的寫作。因為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無法輕描淡寫,更無法輕松詼諧,所以,此類“非虛構作品”的寫作也必須是嚴肅的,寫作者必須心懷敬畏和謙卑,對自然萬物滿懷感恩和悲憫。也許你永遠無法揭示真相,但你必須秉持探求真理的信念。GUY中國藏族網通

關于作品研討會,有這么回事。今年5月,《中國作家》雜志社和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將在北京為我的長篇非虛構作品《凍土筆記——達森草原的前世今生》舉辦研討會。《中國作家》紀實版也將同期推出作品。在這里,我感謝中國作協和《中國作家》的厚愛!感謝“江河源”副刊對我一直以來的關注!
記者: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也祝愿你在新的一年創作豐收,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GUY中國藏族網通

編輯:仁增才郎
相關稿件